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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奉先和左企弓被郑允中和马政带回雄州，安排在一户人家稍做休息。
——雄州城中原本是有驿馆的，但这座驿馆却被宣抚司给占了。当然，这是在给赵俣建了一座行宫的前提下。
所以，萧奉先和左企弓来雄州出使，就不能再住驿馆了。
不过除此之外，别的礼数，赵宋王朝一应俱全。
这让萧奉先和左企弓的心稍稍放下了一些。
傍晚时分。
郑允中奉命来跟萧奉先索要国书：“二位大使，我家宰执想借看国书，还望行个方便。”
左企弓说：“国书当献给贵国皇帝陛下，不敢先视他人。”
不想，郑允中根本不看左企弓这个汉儿副使，而是看向萧奉先这位契丹正使。
“汉儿”最初是少数民族对汉人的称呼，如汉乐府中有诗说“我是虏家儿，不解汉儿歌。”、唐诗中也有“汉儿尽作胡儿语，却向城头骂汉儿”的诗句。
那时，“汉儿”这个词语与“汉人”同义，并无褒贬意味。
可在辽国获得燕云十六州后，特别是在辽国与北宋对峙期间，辽与宋对分属于两国境内的汉民称呼开始发生了变化。
辽人称呼宋朝境内的汉民为“南人”，而称呼本国境内（主要是燕云地区）的汉民为“汉儿”。
宋人也称呼辽国境内的汉民为“汉儿”，有时还骂他们为“番人”。
辽、宋以及历史上后来的金，对燕云地区的汉民都一致称呼为“汉儿”。
这表明，“汉儿”已演变成一种带有蔑视口吻的特称，反映出辽、宋和金，都对燕云地区的这些汉儿很不信任。
历史上，赵佶君臣想要牵制郭药师和常胜军，省得郭药师和常胜军一家独大，便让谭稹选拔十万精壮的汉儿组建义胜军，同时希望义胜军能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，能收复并守卫山后的云地九州。
为此，赵佶不惜对义胜军提高待遇，花费大量的财力、物力，付出了极大代价。
可是，一旦临阵，这些汉儿们却对宋朝毫无忠诚可言，纷纷叛变。
这主要也是因为，宋人当面以“番人”来辱骂这些汉儿。
可见宋人与汉儿之间缺乏认同感，视其“非我族类”的情绪是很强烈的。
这样，也必然使得汉儿们无法在宋人那里找到归属。
于是，汉儿纷纷起了二心，最后纷纷叛宋投金。
后来，金军南下，甚至是后面的靖康之耻的发生，有很大程度都是因为这些汉儿反水造成的。
再后来的金国与南宋之间的战争，更是有大量的汉儿被金国征调参与到了对南宋的军事行动中。
这些汉儿利用他们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和汉族的一些风俗习惯，在金兵南下的过程中，为金兵充当向导、提供情报，协助金兵作战，甚至直接成为金兵。
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金人的军事行动能力，对南宋的防御造成了很不利影响。
甚至都可以说，南宋的抗金战争中，有很大程度打的都是这些汉儿。
可悲的是，尽管很多汉儿心甘情愿地当辽朝、金朝的走狗，但因为还有不少汉儿心向赵宋王朝，导致不论是辽朝，还是金朝，对于汉儿，都只是利用，从来都没有真的信任过。
当然，历史上的宋朝，因为有大量的汉儿效忠辽、金，也不信任这些汉儿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些汉儿，身处夹缝之中，既不被故土所接纳，亦难获新邦之真心，仿佛命运的弃子，在历史的长河中漂泊无依。他们或出于生计，或迫于时势，不得不依附于强权之下，以求得一线生机。然而，这份生存的代价，却是灵魂的扭曲与归属的迷失。
而左企弓就是典型的汉儿，并且是典型地对胡人忠心耿耿的汉奸。
在北上之前，熟知历史的张纯，就跟赵俣谈过汉儿的问题。
后来，赵俣又拿汉儿的问题跟曾布等人讨论过。
最终，赵俣君臣达成共识，于汉儿要区别对待。
也就是，对赵良嗣、李处温这样心向赵宋王朝的汉儿，要充分接纳和信任；而对待像左企弓这样心向番邦的汉奸，要坚决打击，绝不留情，甚至是除之而后快。
通过这一路的观察，郑允中已经确定，左企弓就是赵宋王朝要除掉的汉奸，所以他对左企弓这个注定了要死的汉奸一点好脸色都没有。
再者说，哪有正使在场，跟副使纠缠的？
这可是谈判的大忌。
萧奉先倒是很好说话，他立即就将国书拿出来，交给郑允中。
郑允中拿到国书，立即就去交给曾布、韩忠彦、苏辙、蔡卞这四位宰执。
曾布四人一看，耶律延禧给赵俣的国书中，有大段的狂悖之言，而且多是指责叱呵之语：
像是，“贵朝不度德量力，不审天时人事，今与西夏交战，还敢触我大辽天威，自寻死路！”
像是，“辽宋两朝因《澶渊之盟
第173章 打赢了，就得这么谈(1/3)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